人工智能发展中的数据风险及治理

人工智能是通过对数据的学习以达到独立于人类控制而产生特定输出的技术。但其在进行数据收集、分析、储存及传输时,可能会产生数据偏差、噪声、伪相关、黑箱及安全等风险。人工智能数据风险具有关联性与隐蔽性等特征,不同数据基础上的风险在治理层面又存在矛盾性。所以人工智能数据风险的治理十分复杂。考虑到人工智能数据风险及治理层面的特殊性,在治理数据风险时,需要通过整合创新的策略化解风险治理的矛盾性,通过合理的风险分配理念缓解风险治理价值冲突,通过多元、分级的治理思维弥合数据风险的隐蔽性。最终,在宏观层面确定促进与大数据融合发展的政策,在中观层面确定风险分配的制度化设计,在微观层面实现数据分级制度与多元协同治理框架,打造多元主体共担共治风险、共建共享发展的治理机制。

授权立法的事前审查

事前审查是立法程序的组成部分,从属于立法审查,目的是提高立法质量,维护宪法秩序的统一。授权立法属于立法机关的审查范围,这是各国议会委员会之通例,其依据是三权分立、立法机关独占立法权及同意权之保留。我国授权立法采取授权决定+立法模式,虽名为行政法规,其实质属于法律,其理论和规范依据是人民主权、民主集中制和《立法法》第12条。更名后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已经对多部授权立法决定予以审查,包括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前者指授权立法须形式合法、不得超越授权范围、符合授权事项、不得逾越授权期限;后者指授权立法须符合党中央方针政策、宪法与法律。应适时修法,增加对国务院依据授权决定所立之法的审查,完善对授权立法的事前监督。

“双碳”目标下我国低碳技术法律原则的塑造

低碳技术在“双碳”目标的实现中具有核心支撑的作用。为因应“双碳”目标和低碳技术发展的要求,在“双碳”和低碳技术法律制度中应确立相应的低碳技术法律原则。基于技术性、低碳性和法律性的考量,可确立如下一些低碳技术法律原则: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符合低碳技术发展规律的合乎规律原则;鼓励低碳技术创新的创新原则;为防范或降低风险的风险预防原则;促进低碳技术研发与应用的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原则;体现低碳技术国内内部联合与国际合作的合作原则;实现低碳技术与相关新技术、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协同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一个完备、有机统一的低碳技术法律原则体系,共同塑造了低碳技术法律制度的内容与方向,这些原则不仅应体现在低碳技术法律制度的设计中,而且也应在法制实施中得到遵循。

论控制性详细规划司法审查的模式与标准——以43份裁判文书作为分析样本

通过考察梳理涉及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行政诉讼案件可以发现,法院在事实上对其进行了合法性审查,并且存在“直接审查”与“附带审查”两种相对明确的审查模式。根据“审查要素—审查标准”的分析框架,能够提炼出控制性详细规划司法审查的标准。其中,在主体要素上,以是否超越职权作为判断标准;在事实要素上,以是否存在利益衡量瑕疵来验证事实认定的正确性;在程序要素上,以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作为首要标准,同时辅之正当程序原则进行漏洞填补;在内容要素上,以是否与上位城市总体规划相一致、是否符合城市规划技术标准的要求来判断规划内容的合理性。遵循解释论的路径,虽可适用行政诉讼的相关法制资源将控制性详细规划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但这仅是权宜之计。未来须采取立法论的路径,在《行政诉讼法》中增设专门章节规定城市规划司法审查制度。

论行政复议共同被告制度的困境与未来

为倒逼行政复议机关公正行使复议权,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时确定了行政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制度。该制度的实施效果有必要作出中肯审视。实证分析的结论表明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并未实现直接提升行政复议质量的预期,制度成本大于效益,且面临理论与实践的多重困境。行政复议是行政司法行为,居中对行政争议作出裁决,是与行政诉讼并列的行政救济制度、纠纷解决制度,其性质与功能决定了行政复议机关不应作被告。作被告也难以解决"维持率高"等复议功能发挥不足问题,其症结应当在于改造行政复议体制和程序。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应当取消,进而确立复议机关原则上不做被告制度。

论国家应急基本法的结构调整--以《突发事件应对法》的修订为起点

从我国应对突发事件和修订《突发事件应对法》的需要出发,有必要对我国应急基本法的结构及其调整问题进行探讨。2007年制定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实施不力的重要原因,是该法设计的应对制度定位高度不够和突发事件应对主体的协调能力有限。根据国家应急法律体系对应急基本法的需求,应当以现有《突发事件应对法》为基础制定统一的《紧急状态法》。在制定统一的国家应急基本法中,应当高度重视常态体制进行应急决策的制度构建和国际合作问题。

国家应急指挥体制的“变”与“不变”--基于“非典”、甲流感、新冠肺炎疫情的案例比较研究

应急指挥体制是指国家应对突发事件的组织领导模式。根据党政之间权责配置和部门之间权责配置这两个维度,可以把国家应急指挥体制分为"党委间接领导、部门联防联控"(模式I)、"党委间接领导、政府统一指挥"(模式II)、"党委直接领导、部门联防联控"(模式III)、"党委直接领导、政府统一指挥"(模式IV)四种模式。本文选取2003年抗击"非典"、2009年防控甲流感、2020年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三个案例进行比较研究,来揭示我国国家应急指挥体制的演变过程。研究发现,我国国家应急指挥体制在动态发展过程中呈现"变"与"不变"相互交织的特点:党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的领导方式从"间接领导"转为"直接领导",跨部门联防联控机制取代政府应急指挥部成为常用模式;不过,党始终处在领导核心地位,跨部门协调联动始终在不断强化。

“为了权利与权力的平衡”及超越--评罗豪才教授的法律思想

罗豪才教授对当代中国行政法制度的建构、当代中国公法理论乃至法律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行政法平衡理论和公域之治软法理论是其最具标志性的两大建树。前者与经济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行政诉讼法》的出台密切相关,在管理论、控权论之间有着鲜明的立场和主张,不仅持续引领了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探讨,成为了最具影响力的行政法理论流派,而且激发了学术竞争和繁荣,促成了行政法一系列问题的共识。后者则针对公共治理范式替代公共行政范式的现实需求和趋势,将原来局限于国际法一隅的软法理论扩展适用于更为广阔的公共领域。为此,它反思了"法"定义的国家主义传统,并创造性地提出软法硬法混合治理理论,这是超越行政法、超越平衡论、超越当代所有中国法律人眼光的最具启迪性和挑战性的学说。

从“应然”层面解析国家监察体制相关概念及内涵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复杂性工程,从源头上厘清基本法律概念关系到改革的顶层设计,进而成为影响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有必要从监察的概念及其内涵入手,以宪政宏观角度,深入分析"应然"状态下监察权在政体中的地位和职能,并通过分析其与监督权利、纪检权、行政权、检察权等相关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将监察权定位为国家集中设置的反腐败权,并以其为中心提出国家监察体制构建的构成要素。

行政程序、政府数据开放以及风险规制的新课题——第十七届海峡两岸行政法学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二届东亚行政法学会国际学术大会综述

2016年11月12日至14日,第十七届海峡两岸行政法学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二届东亚行政法学会国际学术大会在我国台湾地区高雄顺利召开。本次研讨会由台湾地区行政法学会主办,来自我国大陆地区、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和韩国的行政法专家学者共计200余人参会。以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教授为团长的中国大陆代表团一行30余人,赴高雄参加了本次会议。

论我国PPP协议中公私法律关系的界分

PPP协议的法律问题伴随着我国主推PPP模式而产生,然而我国PPP协议的出现也导致了理论与实务中对公私法律关系认知的模糊、界分的困难及争议解决方式的争论不休,同时也导致了若干学术概念的混同。以PPP协议法律问题中首先需要清楚认识公私法律关系的界分为主题,针对我国最高法院相关的判例所呈现出的问题,分析我国PPP协议在公私法律关系界分中的问题,提出构建我国PPP协议公私法律关系界分模式的建议,在当前具有实际意义。

行政处罚案件司法审查的数据变化与疑难问题

行政处罚是行政机关管理社会生活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处罚类案件也始终占据各类行政案件数量的首位。研究行政处罚类案件裁判,为研判行政处罚实践及依法行政之现状,提供了有益样本。从司法审查结果的数据分析来看,处罚类案件有其自身特点,值得关注。从案件裁判中也发现,一些疑难问题仍亟待明确。如:行政处罚的识别方法;行政处罚中行为、种类与幅度的解释方法;下位法"设定"与"规定"的权限;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的范围;违法所得的确定标准;行政处罚与政府信息公开的衔接;相对人知情权的保障等等。实践问题总具有别样的生命力,本文提出上述实践问题,以待理论上的进一步廓清和立法适时的归纳、总结与回应,循此,行政法亦得以不断发展。

论腐败与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是如何被替代的

腐败成为许多领域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显示出非正式规则排挤和替代正式规则已经达到极端严重的程度,这对政治安全和法律权威构成极大的威胁。腐败性非正式规则具有反道德性。非道德的市场机制对主流公共伦理产生侵蚀和解体作用,它的渗透构成了对观念性正式规则的替代过程。转型类政策措施的失误与制度性正式规则被替代之间存在着关联性。

跨国公司如何影响中国行政规制政策

跨国公司通过参加座谈会、听证会,直接接触行政官员,接触行政机关及其事业单位,通过对专家及传媒的利用,通过对公益事业的参与,来对政府规制体系施加影响。跨国公司日渐成为中国行政治理网络的一部分。应建构开放、反思、多元的政策形成程序,强化对规制政策的合法性、必要性和合理性论证,规范跨国公司和行政部门的联系。

论新《行政诉讼法》的若干制度创新

新《行政诉讼法》相对于原《行政诉讼法》有一系列制度创新,其中最重要的有下述八项:立案审查制改登记制,让当事人起诉难变起诉易;案件可跨行政区域管辖,让地方干预易变干预难;扩大受案范围,让行政解纷法治渠道窄变法治渠道宽;放宽当事人资格限制,让利害关系人参与诉讼机会少变参与机会多;增加复议机关被告责任和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责任,让"告官见官难"变"告官见官易";改进诉讼程序,让起诉时限短、诉讼耗时长变起诉时限延长、诉讼耗时减少;扩大司法审查强度,增加裁判形式,让行政诉讼救济手段更多、监督力度更大;增加行政裁判的执行方式,让行政审判更有权威、更有公信力。

中国行政执法的被动性与功利性——行政执法信任危机根源及化解

中国行政执法的信任危机直接根源于被动性和功利性两个致命弱点。被动性表现为行政执法不及时、不彻底、不连续和不持久,行政执法的功利性表现为行政执法的运动性、突击性、波动性、恐吓性、蛊惑性和张扬性。要化解行政执法信任危机就必须摒弃行政执法的被动性与功利性,积极推进行政法治理模式的转变,构建相对集中的行政体制,并确立相对均衡的行政执法机制。

论工伤认定中“途中工伤”条款之适用研究——以公民基本权保护主义为视角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交通事故伤害的应该认定为工伤。但在具体工伤认定案件中,因为《条例》对"途中工伤"的含义没有做出具体解释,所以执法人员、劳动者和企业负责人容易产生争议。事实上,该问题的解决必须把握正确的方向,即应该以基本权保护主义为视角,以劳动者利益优先保护原则作为出发点。随着"以人为本"理念的深入,"最大限度地保障劳动者权益"将成为中国工伤保险制度的最终目标。

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双轨制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行政强制法》承继了以申请法院执行为主、以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为辅的行政强制执行双规制。行政强制执行面临着执行效率不甚理想、执行冲突时有发生、非诉行政执行困难重重的制度困境。针对行政机关自行执行范围过窄、传统强制执行观念牢固、法院办理非诉行政案件缺少协助等困境成因,扩大行政机关自行执行范围、发挥非强制性执行方式实效、完善非诉行政案件协助执行制度已成为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

中国行政审判体制改革研究——兼论我国行政法院体系构建的基础、依据及构想

《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在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促进依法行政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另一方面,现行行政审判体制的内在缺陷也日渐显现。行政诉讼管辖制度的改革实践表明未来设立与行政区划相脱离的行政法院系统具有着现实必要性和可行性。比较各国设立行政法院的三大模式,在最高人民法院之下建立一套受其监督指导的专门行政法院系统最符合我国宪法的规定。该设立模式又有"三级行政法院"和"两级行政法院"两套具体方案可供选择。

行政侵权与民事侵权共同致害案件的审理问题研究

有侵权必有救济。我国目前的侵权救济是建立在行政侵权与民事侵权并行的基础上,这种侵权救济制度难以解决行政机关违法侵权与一般民事主体侵权共同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问题。由于法律规定的欠缺,这类共同侵权案件中引发的行政赔偿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应当如何分担和衔接,成为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对于此类案件的处理,我们必须在审理程序、归责原则、因果关系及责任划分等问题上采取不同于一般侵权案件的处理方法加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