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出资义务与出资期限问题研究--基于董事注意义务的视角

承认非上市公司股东“认”“缴”时空分离是资本制改革的重要成果,但由此引发的股东出资“加速到期”问题,却因忽视了公司的独立主体地位、董事会的中心协调者身份,面临解释困境。在债权人-公司-股东三方主体之间存在两种独立的法律关系,债权人直接追究股东出资责任存在适用边界,公司才是股东出资义务的直接指向。董事会居于公司契约的核心联结点、公司治理的中心位置,是理想的股东出资催缴机关。经商业判断,董事认为公司可能陷入无法清偿外部债务的财务困境时,需及时催缴股东出资,而不论约定的出资期限是否届至;相反,如果公司的财务困境是因公司内部原因产生,股东出资受到事先约定之出资期限的保护,不能被任意催缴。董事未适时催缴股东出资构成注意义务之违反;董事催而股东不缴,公司需采取其他有效手段进行追责。当然,出资催缴机制、催缴失败救济机制的实现均基于董事注意义务的恰当履行。

非讼与诉讼原理交错适用下的人格权禁令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97条确立了人格权禁令制度,但并未就制度细节及实现机制加以阐释,为程序对接提供崭新议题。针对司法实践中裁判不一的问题,应注意人格权禁令“损害预防”“权利保护”“程序分流”的功能导向对其“实体性”“独立性”“迅捷性”的性质定位之影响,并坚持其独立禁令程序属性。在程序构建中,人格权禁令程序应兼顾非讼与诉讼法理之适用,坚持“两造对立”程序架构,保障“听审原则”,落实职权主义、自由证明、成本抑制,以实现“公正”与“效率”两种价值的矛盾平衡。在“申请启动-审前调查-实质审判-(程序救济)-禁令执行”等各程序阶段,应综合运用释明及心证公开原理,明确申请条件、审查要件、禁令效力、救济路径、执行主体等问题。

水下文化遗产所有权归属研究

利益的分歧和法律制度的差异,产生了水下文化遗产所有权归属纠纷。这些纠纷通常具有涉外性,在处理实体问题前须通过冲突规范的指引,确定应适用的准据法。在实体法上,判断所有权归属应着眼于所有权变动,分析所有权的原始状态、取得方式、抛弃条件等问题。水下文化遗产所有权的取得方式主要通过继承、先占等。而对所有权抛弃的认定,通常分为明示抛弃和默示抛弃。对于被认定抛弃的私人所有权,国家需要对其给予相应的补偿。在处理国家间纠纷时,国内法院应遵守国际习惯法,对他国所有的水下文化遗产给予豁免。相关国际条约规定了国家对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合作义务,一定程度缓解了所有权糾纷。同时,各国也应通过诉讼、外交、调解、跨国司法对话等多元方式来促进水下文化遗产所有权纠纷的妥善解决。

宪法新闻事业条款的规范分析

将宪法第22条第1款视为宪法新闻事业条款,可以借教义学立场和国家目标的宪法规范功能构筑通往新闻法治的理论框架。宪法文本关于民主、法治与改革开放的丰富意涵,构成我国新闻事业的宪制背景,在应然向度上决定新闻事业的价值基础与未来走向。宪法新闻事业条款在明确新闻事业的政治属性与文化属性之同时,不排斥其固有的信息属性与商品属性,但是为新闻事业确立了弘扬“人本”、走向公共的价值坐标,这同新闻专业主义对新闻精神的追求相契合。发展新闻事业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对宪法上公民新闻类权利的保障构成宪法新闻事业条款的解释界限.作为国家目标条款,宪法新闻事业条款主要通过促进权力机关遵守宪法价值,为行政、司法机关提供解释标准发挥其规范效力。

《研究生法学》征稿启事

《研究生法学》创刊于一九八三年,是由中国政法大学主办,在校博士生和硕士生负责的高质量学生自办刊物。三十七年的发展历程中,《研究生法学》秉持着积极推介国内外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培育新人、繁荣学术的办刊理念,刊载了大量有学术影响力的作品、马怀德、胡建淼、龙卫球、薛刚凌、肖建华、李居迁等本刊的作者都已成为学界中坚力量。本刊设有"特稿""专题研究""学术争鸣""法治时评"等栏目,现诚邀校内外学者来稿。

基于电子数据的人身同一认定研究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电子数据在具有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和合法性的前提下,与传统证据一样能够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重要依据。而由于"人-机-数据"的关联,电子数据中拥有大量与操作者或机器关联的特征信息,其能够作为认定犯罪行为人的重要依据。其中基于电子数据的人身同一认定是依据电子数据反映的特征信息关联到操作者,本质上是突破传统的鉴定方法范畴,已成为一种认定犯罪行为人的证明方法。电子数据作为操作者或设备的信息反映体,其反映的信息组合在具有唯一性、真实性和关联性三大特征前提下,即满足人身同一认定的条件,可以依此采用排除法来进行人身同一认定。

《物权法》第241条的规范解释及实证考察

我国《物权法》占有编共有五个条文。其中,第241条是关于有权占有的法律适用问题,在《物权法草案》阶段就有学者对其做出了批判。在规范解释上,第241条的关注点是在基于合同关系产生的占有的适用、收益和违约责任等问题的法律适用,即指示性规范,然而,通过对司法实践若干代表性案例的考察,关注点却是该条作为有权占有的基础关系或者权源关系的根据。这种关注点的不一致反映出占有基础关系的重要性以及立法上构建完善的占有制度的必要性。

美国“故意无视”标准在我国专利侵权主观过错中的定位

2011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Glob.-Tech Appliances,Inc.v.SEB S.A.〔1〕一案中确立了"故意无视"(willful blindness)原则,认为在专利间接侵权中,即使引诱人没有实际知道直接侵权行为,但是已经认识到直接侵权行为的高度可能性,而且通过自己的积极行为避免自己实际知道,那么仍然要承担引诱侵权责任。在传统引诱侵权中,一般要求引诱人故意(直接故意或间接故意)引诱直接侵权人才会构成引诱侵权责任,而故意要求引诱人实际知道直接侵权行为。在本案中,法院认为,即使被告没有明知直接侵权行为,但是其行为的应惩罚性与故意引诱并无区别,仍应构成引诱侵权。我国在专利间接侵权领域主要依据《侵权责任法》,"故意无视"的情况在我国应当被视为间接故意,在我国侵权法体系下,行为人依然要承担专利教唆侵权责任。

恶意占有人必要费用请求权之信托法解读

《物权法》第243条对恶意占有人的必要费用请求权采否定态度,这不利于激励恶意占有人积极维护占有物。从立法论的角度,占有人必要费用请求权、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都是可以选择的途径,而英美法上的信托理念则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学视角。在拟制信托结构下,恶意占有人参照受托人的法律地位,基于信托中受托人的必要费用具有从占有物的价值中优先受偿的特点,信托结构的优势明显,有利于激励恶意占有人积极保护占有物,从根本上保护了本权人的利益。

习惯法在社会控制系统中的地位——从一个模型的建构说起

习惯法是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同制定法处于同等地位,在社会控制系统中,分别形成了"道德——国家制定法"和"禁忌——习惯法"两个相对封闭又相对开放的法律体系,两个体系是一个动态的进化过程,共同在社会控制系统中起着维系民族文化、规范社会秩序和引导法治方向的作用。在法治至上的现代社会,通过对习惯法主体地位以及其他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来构建中国语境下以善为主导的法治社会,使中国传统的"礼治"文化渗透进现代法治建设的进程,这对于民族记忆的保存和国家法治的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表见证明之浅析

表见证明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证据法上的重要制度,有三个构成要件,表见证明逐渐从侵权领域扩张适用到合同领域。根据域外关于表见证明本质的四种学说,表见证明是事实推定的一种特殊类型。鉴于表见证明的制度价值和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难题,应当将表见证明引入我国并使之本土化,关于其本土化建构,可从事实推定和指导性案例两个方面寻找突破口,而不应将其立即上升到立法的层面和高度。

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形势下的法律体系现状与完善

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但是欠缺能够被双方认可的统领性法律规范文件;就大陆地区涉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法律规范而言,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此外,大陆地区涉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法律规范与台湾地区涉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法律规范各自在自己区域内发挥作用,海协会和海基会的两岸协议的沟通桥梁的作用发挥并不完备。我们要不断完善两岸关系和平法律体系,签订和平协议,完善大陆地区涉及两岸关系法律体系,进一步发挥两岸协议的作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法律体系有助于对国家统一的促进和对两岸人民利益的保障,然而从国家统一大业、中华民族利益考虑,两岸应该走向政治对话,将已有的共识予以法律化表达,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法律体系进行安排。

论人权的哲学基础

文章解读了当代人权理念并考察了哲学家为这些人权理念提供系统的合法性证明所作出的努力。首先,文章从何谓人权出发,探讨人权是否需要一种特殊的合法性证明,同时追溯了解释人权基础的不同路径。接着,文章详细探讨了三位重要哲学家阿兰·葛维茨(Alan Gewirth)、詹姆斯·格里芬(James Griffin)和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提出的人权学说。

被允许的危险理论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定位问题研究

被允许的危险理论的产生与过失犯罪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能较好地解释某些同时具有危险以及"社会相当性"的行为在刑法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被允许的危险理论能够阻却犯罪的成立,所以存在如何将其嵌入犯罪构成要件中的问题。这也导致了被允许的危险理论与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但从被允许的危险理论的产生背景以及其对限制过失责任范围成立的效果上来说,将其视为阻却过失责任的理论即放入责任这一阶层中应当是恰当的。

论司法证明中的经验与理性——以裁判者的思维路径为视角

经验和理性的认识一直是证据立法和司法证明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问题。本文从经验和理性的理论渊源引入,对二者的概念及其各自在司法证明中的作用作出分析界定。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经验和理性乃相互协调而非相互对立的概念,二者共同服务于纠纷解决的价值观并可在具体证明过程中配合使用。

21世纪初(2001～2008年)宋代法律史研究趋向述评

进入新世纪,我国宋史、法史学界对宋代法律史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学界对宋代法制予以新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更趋灵活多样,关注的侧重点亦发生了转变。例如,近年来,宋代民法研究获得空前发展;从社会学角度对宋代法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以"唐宋变革"为背景来透视宋代法律嬗变的内在特质等。这些方面的探讨,拓宽了宋代法律史研究的视域,提高了研究的水平。

论作为裁判规范的法律原则——三十年的评述与展开

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价值逐步获得学界的重视和认同。现有的理论对法律原则及其存在形态进行了广泛研究;同时,对法律原则司法适用的条件、方法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法律原则的研究缺乏制度创新,在司法操作层面面临难题,中国性问题的研究也不够充分。因而,从中国的司法语境对法律原则的适用进行解读是重要的;对法律原则的适用要寻求制度论证,对价值衡量进行体系化努力也是必须的。

行政权运作之网络公民权监督——以“华南虎照”案为视角

"华南虎"的闹剧最终以事实的真相大白画上句号,但过程的波澜曲折依然值得我们去思考,网络公民权与行政权滥用的攻守博弈,才使得最终真相大白。如果没有互联网,不会发生网民联合打假、曝光,抗衡政府造假、不作为等权力滥用行为,同样不会形成如此之大的舆论攻势迫使行政权的运作置于"阳光"之下。